芮玛丽｜同治中兴：清末保守力量的最后抵抗
没人怀疑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异常稳定和保守的国家，但是关于“中国保守主义”的各种不加界定的说法却集中出现在多数有关中国近现代问题的讨论中。譬如，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某种改革终未实现；外国列强为了维护现存秩序而支持“保守势力”，从而阻碍了进步并加剧了混乱；与表面迹象相反，中国依然存在着“潜在的保守主义”，如遇适当的鼓励，它能再度抬头；等等。
虽然“中国保守主义”不仅对研究近代中国，而且对比较政治研究都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是这个标签很容易被误解。如果“保守”是指“妥善地保存，防止伤害、腐烂或损失”，那么19和20世纪中华帝国的官吏和士人为维护儒家秩序所采取的一系列立场肯定是保守主义的，但是，其意义有别于西方近代的保守主义。
我们的政治术语“保守派”是在法国革命后由伯克的赞赏者们创造的。这些人力图保存启蒙运动前欧洲社会的基督教的、反理性主义的、贵族的和封建的世系。而中国的保守主义是在几十年后，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独立形成的，其目的在于保存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儒教的、理性主义的、士绅的和非封建的世系。与中国的激进派不同，中国的保守派对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一直不感兴趣。 [1] 当他们最终对西方发生兴趣时，也完全遵循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准则。 [2] 他们从未读过伯克的著作。
19和20世纪西方保守主义的特点是，相信神的旨意支配历史，持有原罪观念，怀疑理性；相信“约定俗成与稳健的成见”；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钟爱乡土生活方式，怀疑世界主义。相形之下，中国的保守主义则是捍卫理性的世界主义秩序，并在很大程度上捍卫西方保守主义者视若仇敌的“根本错觉”，即认为人类历史是和谐而有理性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主张私有财产服从集体利益；相信人性善，认为通过道德修养可达到尽善尽美；尊崇习俗，认为习俗不是理性的障碍，而是理性的体现，并坚持大一统国家的理想。
因此，欧洲保守主义与中国保守主义的共同之点仅仅在于二者都有保守的意愿。这两种体系都尊崇固有的社会行为方式，都反对彻底的变革，都主张在充分考虑风俗习惯的前提下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对于中国的保守派而言，儒家的社会秩序、儒家的政治体制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具有永恒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 [3] 它们是基本原则，稍加调整便能应付新环境，但从来不会被削弱或改变。
中国近代的保守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如同中国多数历史时期的情况一样，儒学总是以某种形式支配着清代政治思想。儒学的支持者们只是在不得不抵抗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方的影响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之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关于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性质的基本命题第一次不再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他们日益被迫申辩自己的理论，并探索用新的方式来证实儒家学说在政府的实际事务中的价值。最后，在真正的儒家保守派与一系列机会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前者珍视儒家秩序的内在本质，因而尊崇儒家秩序；后者要么把儒家遗产作为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手段，要么把它当作遮掩法西斯主义的面纱。由于在后者手中，儒学是一个粗钝无效的刺激手段或是一层难以遮羞的薄纱，因此成为一个笑柄。真正的儒家保守派的立场与之截然不同。 [4]
近代儒学的基本教义是礼，即“社会习俗的准则”。儒家的世界模式是一种稳定而灵活的等级秩序，每个人都应据此了解自己的职责和权利，将它们视为理性的和普遍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予以接受。礼为人们在这种等级秩序中的行为提供了规范法和习惯法。在前后三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保守主义的首要目标一直是维护这种礼教，而中国激进主义的首要目标则是摧毁这种礼教。陈独秀终其一生都将礼教视为头号敌人。不论是在早年作为一名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在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期间，还是在与共产国际决裂后生命的最后十年，他都从未放弃对礼教的斗争。
一个儒教社会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商业、工业及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都是与该社会格格不入的。历史被视为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秩序中的不断更新和调整的循环。在这种秩序中不可能形成根本性的冲突。通过妥协和退让解决小的冲突，从而便能达到完美和谐的目标。社会的精英是士人。他们指导社会生活并帮助维持社会本身的自然进程。他们顺其自然，无须创新。他们既不是狂热的宣传家、政治组织者、贵族、僧侣、富人，也不是任何行业的专家。他们是君子，即道德高尚、学识超群并训练有素的人，是人文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正如中国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家所描述的：
如果一个人完全通过人际关系来观察世界，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守旧分子，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最后的结局总是相互的调整。而一种经过调整的平衡只能建立在稳定不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然而，从纯技术的观点看，人对自然的控制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强调技术的进步，人就会投入一场斗争，人对自然的控制就会日新月异。但是，这些技术进步则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观察世界，由于他们缺乏技术知识，他们不可能赏识技术进步。而且他们认为，改变人际关系的愿望是毫无道理的。 [5]
农民在中国保守派的观念中比在欧洲保守派的观念中具有重要得多的社会地位。首先，中国的保守派领袖们知道“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究竟意味着什么。农业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是一切政治家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虽然他们是关心自身利益的地主，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将农民的事情视为自身利益的一部分。儒家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像西方的许多政治家那样，从事工商业，过着都市生活，忙于国际事务，同时津津乐道那些有关农家生活其乐融融、农夫自古聪慧狡黠的陈词滥调。其次，按照中国保守派的教义，农民是有理性的可教化的人。凡是按照公认的准则指导农民行为的教诲便是理性的训令，其上级的特权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上的。农民的不满受到重视。军官不断地受到谨言慎行的告诫，以免给农民士兵提供嘲笑和议论的口实。地方官员经常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纠正种种弊政以制止百姓的流言蜚语。
中国农民被认为生性善良，而并非天生邪恶。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保守派完全没有困扰着西方保守派的那种对大众教育的恐惧。儒家在教育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是经济方面的，即农民子弟很难从田间劳动中脱身。人们并不认为如果农民学会读书便会误入歧途。相反，人们认为，那样，农民将会更好地理解儒家教义并有助于宣传儒家学说。如果某个农民具有很强的能力，人们就充满信心地期待他成为一名官吏而不是成为一个异端。在理论上，如果他碰巧具有必要的个人能力，那么除了皇帝之外的任何最高官职都总是对他开放的，如果现有的皇帝违反了理性的道德原则从而丧失了以此为基础的统治权利，那么皇位本身也会向他开放。
中国保守派关于私有财产的观念与西方保守派的基本原则毫无共同之处。后者认为私有财产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诚然，中国的绅士有土地方面的既得利益，也喜欢拥有财富。而且与欧洲的情况相同，私有财产和伴随而来的权力分散被视为制约专制皇帝恣意妄为的重要手段，因为如果皇帝的权力太大就可能被滥用。但是，在中国保守派看来，私有财产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社会责任网络的一部分。它并不赋予人以“天赋权利”。如果私有财产助长了失业、物价上涨、食品短缺或引起民众不满，从而威胁了社会稳定，那么予以剥夺是正当的。
当然，在这动乱频仍的一百年间，虽然中国的保守主义竭力保存、调整和恢复儒家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但是它的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代保守派是平静的。他们确信儒家学说是普遍真理，它不仅会在中国继续流传而且会逐渐地在全世界流传和发扬光大。内忧外患迫使他们以在太平天国之前的著述中所罕见的敏锐来考察和重新阐述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产生自我怀疑。虽然他们在什么是实现共同坚持的目标的最佳方式上意见纷纷，但是他们无不受到大一统的儒家社会的传统价值观的激励，都将儒家学说视为人类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前途所在。
正如利文森出色地描述的那样，第二代保守派就不那么平静了。由于处境维艰、思想困惑，因此他们长期艰苦地寻求一种方式，力求将他们在感情上所依恋的儒家原则与他们既仇视又不得不承认其效力的欧洲观念调和起来。到了第三代，人们的思想分歧扩大了。如果说在第二代，自信已被困惑所取代，那么由于中国的继续衰落预示了亡国亡种的危险，困惑则被恐慌所取代。通往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呢？极少数的激进派主张全盘抛弃儒家体系，而保守派则寄希望于儒教的复兴。
中国的第一代保守派比欧洲任何时候的保守派更自信，而且他们能够比西方世界曾经可能使用的方法更充分地检验他们的原则。而中国的第三代保守派则比欧洲任何时候的保守派更失魂落魄、委靡不振，而且也确应如此。因为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曾像他们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仅面对着生计和自尊的丧失，而且面对着一切道德和社会价值的丧失。他们视之为普遍真理的儒家原则不是那种可以由信徒恪守于内心中的宗教原则，而是在社会效用中才得以维系的社会原则。一旦它们成为了珍藏品或受宠爱的“流亡者”，它们就会逐渐失去生气，被人遗忘。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保守派的抗议呐喊一直显得那样刺耳而愚蠢，一份伟大而丰富的社会政治遗产最后被简化成了一条反共口号，对此人们几乎是毫不惊异的。在20世纪的西方，艺术中的创造性生命力一直是与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相联系，而不是与自由主义相联系。相反，在中国，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摈弃儒家学说的仿制品而追随着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当然，这种决裂还不是彻底的。人们所断然抛弃的东西并没有彻底死亡。
在一切社会研究中，时刻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砖瓦式”研究。这种方法缺乏想像力，使我们觉得一切现象都值得注意，对任何题目的合理研究都有助于人们的认识，一旦（经过几个世纪）将所有的砖瓦集中起来，它们就会自动形成一个设计精良的建筑物，而不会是一个碎石堆。另外一种倾向是“魔术式”研究，即认为我们可以完全致力于提出一般性命题和沉溺于抽象问题的讨论，认为具体现象过于纷繁、难以穷尽，处理具体资料是某种低级工作，只要我们用特殊方法将我们的结构草图加以放大，草图就会摇身而变成具体的研究。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特别需要保持这种警惕。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既艰难又诱人，人们所知甚少，以致我们偶然碰到的片断似乎都值得注意。另一方面，这个领域又十分广阔，所提出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极其重要，因此似乎有必要迅速地深入问题的实质，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中国人的心态、中国的商业阶级、中国的保守主义、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等等。
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通常不是走向这个极端就是走向那个极端。有的是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细微侧面大书特书，有的则是对中国长期稳定不变的原因作出洋洋大观的一揽子解释。当然对这两类研究不可完全忽视，但是对于许多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行不通的。讨论一般的术语，对研究中国近代保守主义是毫无裨益的，因为我们必须首先耐心地搞清楚保守派的领袖是哪些人，支持者是什么人，他们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他们在政治的各领域采取了或主张采取什么措施，其结果如何。这些问题看上去可能是具体而有限的，但是不论涉及到哪一段时间，其答案都会牵涉到那段时间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横断面。当我们从整体上来解释中国近代的保守主义时，寻找某一时期中国保守派的特征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困难。基于这些原因，我选择对19世纪60年代的同治中兴 [6] 进行一项个案研究，因为其范围比较易于驾驭，而其内容又比较丰富，足以说明一般性问题。
1860年，清帝国的传统秩序似乎已濒于崩溃。面对着国内革命和外国侵略，帝国政府似乎已失魂落魄，陷于绝望。已持续10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打乱了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省份的生活。1860年，处于后期振兴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已横扫华北平原，直接威胁着帝国首都。与此同时，英法海军冲破中国人颇为得意的大沽口防御工事，少量的外国军队便击败了由最负盛名的将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统率的最精良的帝国军队。野蛮的外邦军人横行于首都的街道，宏伟壮丽的避暑行宫圆明园付之一炬。皇帝公开承认彻底绝望，他带着朝廷逃到热河。翌年，他死在那里，从而恰如其分地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若干个最令人伤感的十年中的一个十年。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混乱的时期已近在眼前。根据中国人的一种观点，这种命运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除非清廷和中国统治阶级自己能创造一个奇迹，即镇压革命、遏止外来侵略和重建内部秩序。问题的解决不仅仅需要在这最后的危急关头按照传统路线恢复一种强劲有效的统治，而且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政策，这种新政策必须能够遏止近代的内忧外患，同时又能维护儒家社会及其意识形态。
在19世纪60年代，这种奇迹似乎已接近于实现了。50年代咸丰年间的衰败与60年代同治中兴之间的反差是极其明显的。满汉上层真正团结一致地集合在不久前已威信扫地的朝廷周围。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担任了政府的主要职务。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收复标志着惟一能够危及国家生存的起义的结束。捻军、回族及其他规模较小的起义也先后被平定。军队的规模逐渐受到削减，但战斗力却得到提高。土地税率被降低了，但政府的总收入却增加了。一些新开放的土地吸引了垦殖者，饱经战乱的地区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行政机构的准则重新确立起来，学术再度出现繁荣。在控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的竞争中，中国商人已赶上外国商人，而在沿海贸易方面则超过了外国商人。外国军队撤走了，外来的压迫和干涉比整个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少。中兴的政治家们成功地把一个近代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嫁接到古老的官僚体制上。在一次历时几个月的交涉中，总理衙门大臣成功地利用条约款项和国际法来为中国谋利，此事标志着他们已成为熟练的外交家。他们认识到中国既不能孤立于近代西方国家之外，也不能将西方国家纳入基于“中央王国”的统一道德统治的朝贡体制。他们开始阅读外国书籍，了解世界新闻，创办教授西方语言和科学的学校。中兴的十年恰恰是西方内部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期。西方政府为在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而大伤脑筋，因此愿意支持和维护中国政府进行保守主义重建的努力。
对同治中兴进行个案研究有下述三个主要原因：
（1）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解释。同治中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中兴，同时也是第一次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些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近代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努力。它也是一系列努力中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但是，在中国，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评价一直有很大的争议，而在西方，这个课题实际上尚无人问津。
（2）作为一项断代研究将有助于政治社会比较研究。同治中兴可能是历史上最有计划性、最始终如一、历史资料最充分的一次保守派改革。它在每一点上都可以与欧洲保守派的运动和意识形态相比较。
（3）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有助于理解20世纪的重大问题。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本书也不是供政策制定者们阅读的简报。但是，正如拉尔夫·林顿所指出的，“历史的水流是在两岸之间流动的”，它可能会改变河道，但它不能任意泛滥。当新的因素引入时，任何文化都会分解和重新整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每一种文化都是吸收那些似乎相近的外来因素，排斥那些似乎相异的因素，并继续沿着其自身长期确立的利益所规定的路线发展。那种认为中国对新因素有免疫力的说法固然纯属无稽之谈，而那种认为新因素是在一块白板上发展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许多美国人的注意力最近一直集中于中国舞台上出现的新因素，几乎无人重视规定着中国历史近期水流方向的河岸的构造，无人重视政治行为的既定模式。在东西方之间的危机中，四十年代末后的中国的作用愈益突出。本书并不提供解决东西方危机的方案。但是，如果本书中的发现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发现可能会引出一些极其现实的而且迄今尚未被提出的问题。
让我来举例说明。人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中国社会过去基本上是健全的，它之所以濒于崩溃是因为中国在19世纪对付西方在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的挑战中遭到了失败，而这种失败则是由于满清和帝国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造成的。如果这种对中国19世纪历史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纠正错误和创建一个强大、稳定、独立的中国的途径便是，集中力量建设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国民军，鼓励西方化的中国商人阶级发展，由外国列强支持一个保守的政府。按照这种解释，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社会革命对于现代化和“自强”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完全是一种障碍。
但是，这种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解释能站得住脚吗？本书的个案研究恰恰提出了一系列截然相反的结论：
（1）中国最初曾经相对成功地处理了近代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领域里，同治时期的中国人是极其成功的，而不是毫无成效的。
（2）中兴失败的原因是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不容。
（3）近代中国曾经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了保守主义的试验。虽然其成就十分辉煌，但其最终归于失败。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
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并不认为他们所支持的中兴保守主义肯定会成功，因为他们认为，当太平天国运动遭到镇压时，“中国在一个民族往往只有借助于内战和革命才能实现的革新和突变的过程中受到阻遏” [8] 。为了实现中兴的成功，任何努力都是值得的，否则，要么就会有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要么就是衰落式微，最后屈从于外国的征服。这里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而且关系到享有在华利益的列强的未来安全。英国公使报告说：
对于变革和引进全面大规模改革这一问题，西方列强既寄予希望又怀有恐惧。这个问题无疑也与（中华）帝国及其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未来命运相联系。……现在必须作出决定，这个千疮百孔、老态龙钟的政治体制是否能经历一次复兴，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应该在一种解体和衰落的过程中逐渐地但彻底地毁灭，包括它在帝国内外的一切影响的消除。 [9]
本文选编自《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经过编辑。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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